俄罗斯帝国的工业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有不少大型工厂

  作为科学管理和大规模生产的化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和亨利·福特成了享誉欧洲的著名人物。在20世纪初，泰罗的作品被翻译成了法语、德语和俄语。在20世纪20年代初，福特取代泰罗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工人们对泰罗主义管理的批评慢慢的变多，装配线和T型车的奇迹也在美国之外广为人知。在德国，福特的自传《我的生活和工作》于1923年被翻译出版，销量超过20万册。

  尽管美国主义作为一种技术和意识形态体系在整个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许令人惊讶的是，它最大的影响是在苏联产生的。苏联拥有什么样的工业，其实革命前就已经注定了。俄罗斯帝国的工业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有不少大型工厂，在一些外国企业的拥有者和经营者的帮助下，俄罗斯的专家们了解到最新的趋势，包括那些与美国主义有关的管理思想。此外，至少有几个俄罗斯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是列宁，知道科学的管理和思考方式和它们的影响。

  列宁在1913年流亡期间首次发表了对科学管理的评论，他与美国和欧洲的工会主义者和一样，对它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它的“目的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挤出工人”更多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和科学领域的进展不过是在榨取汗水上的进步。”三年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科学管理，准备撰写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阅读了泰罗的著作《工厂管理》的德文译本，这是一本关于应用泰罗制的书。他还读了弗兰克·吉尔布雷斯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了科学技术研究如何增加国家财富。

  最后，他从未讨论过帝国主义的管理技巧，但他当时的笔记显示了一种科学管理式观点，这与全书的要旨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不论其动机如何，都被描述为为社会主义转型奠定了基础，这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社会主义经济前身的说法是一致的。1917年革命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人的思维环境，使他们对科学管理产生不同的态度。俄罗斯及其盟友非但没有批评现有的社会安排、保护工人，反而发现了自己面临几乎没办法回避的挑战，那就是要恢复一个被战争以及革命耗尽和破坏、陷入饥荒的国家的经济。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打一场内战并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列宁看来，科学管理成为提高生产力、克服经济落后的必要工具，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前奏。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在沙皇制度统治下和农奴制残余存在的时候，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以全力向人民提出的一个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

  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于我国条件。列宁甚至建议通过引进美国工程师来实施泰罗制。列宁的支持使在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应用科学管理方法变得合法化了，并成为一种现实和一种意识形态。现实的紧急需要，加速了它的应用。在内战期间，最早的实验地点是铁路工厂和军火工厂，当时要保持铁路运输系统的运转和武器生产，这对革命来说简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作为战争委员，列奥·托洛茨基拥护泰罗主义，认为它是一种“无情的”劳动剥削形式，也是“人类力量参与生产的明智方式”，是社会主义管理者应该自己创造的一面。

  苏联政府急于增加生产，采取了计件工资的做法，并建立了一个中央劳工研究所，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时间和运动研究以及别的形式的科学管理研究。苏联领导人对泰罗主义的拥护，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正如在西方一样，许多工人和工会会员反对通过计件工作和所谓的科学方法强加到他们身上的更严格的工作规范，特别是如果工人本身没有在建立和管理这些规范的方面发挥作用的话。同时，在苏联，有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有些人认为，要建设一种新社会，就不该把资本主义的方法奉若至宝。

  反对方主要是工会成员、“”，以及后来的内部的“工人反对派”成员。他们都以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生产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工人在车间、企业管理和生产方法的决策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参与和权威。这些对科学管理持批评态度的人希望在不进一步剥削工人的情况下想出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反对将“活着的人变成一个没有理性的愚蠢的工具”的极端劳动分工。长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们就一直批评这种方法，而它将在苏联否定革命的意义。

  另外，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简单的技术而已，能够适用于任何目的，包括创造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全体成员的财富。阿列克谢·加斯捷夫，一位曾经的工人诗人，后来成为全俄金属工人联盟的秘书长、中央劳工研究所所长、苏联的科学管理主要倡导者，在1919年曾写道：“无论我们生活在超级帝国主义时代，还是生活在世界社会主义时代，新工业的结构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和苏联其他支持科学管理的人一样，加斯捷夫看到了这一点，即在俄罗斯文化中，特别是在进入工厂的农民和前农民中，无法以稳定的速度努力工作，而是干一阵歇一阵、交替地进行剧烈劳动，毫无规律（英国和美国的工厂主对工人也有过类似的抱怨）。

  美国的生产方法和美式快节奏，将为他们提供一种解决之道。托洛茨基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提倡使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不论其来源如何，都从知识上和政治上给予支持。他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所必需的强制劳动，在为一个工人国家服务时，其意义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强迫劳动意义不同。关于科学化管理的争论在1924年3月举行的第二次全俄科学管理会议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最高领导人参与了广泛的公开辩论，这表明在苏联使用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支持加斯捷夫和科学管理的广泛应用，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人口和经济情况。革命前和革命时代形成的技术工人阶层是反对泰罗主义的天然中心，但这个群体在后来几乎被战争、革命和内战彻底摧毁了，许多幸存者成为苏联政府和党内的领导，不再做工人。提高苏联生产力的主要挑战不是要从有经验的熟练工人身上挤出更多的劳动生产力，而是要从新工人那里得到有用的劳动生产力，后者基本上没有或就没有工业经验，因此，科学管理似乎很适合他们，因为它有简化的工作任务和对工人的详细指示。

  那时候的人尚不清楚，至少在短期内不清楚，选择科学管理会对苏联工业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苏联缺乏专家、设备和经验来实施泰罗和他的弟子所提倡的方法。加斯捷夫研究所是研究科学管理方法的中心，它甚至没有基本的设备，进行的实验过于简单，没什么实际意义。它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劝告工人：“要有敏锐的眼睛，敏锐的耳朵，机敏的、准确的报告！”加斯捷夫催促着：“注意情况！计算压力指数，测量间歇时间！”许多苏联的管理者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制，但除非一起进行详细的研究和重组，否则他们就无法提高效率，只能诱使工人使用现有的方法更努力地工作。

  一些科学的管理技术确实变得普遍起来，比如在生产计划中使用甘特图。跟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管理期刊和培训机构开始传播关于泰罗主义的“福音”了。但是，对科学管理最重要的一点，并不在于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本身，而在于它为更广泛地接受西方方法和技术敞开了大门，而这将很快促使一个打造美国式巨型工厂的紧急计划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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